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人机与认知实验室”(ID: 9h_9c3c1f805cb8)，作者单维华

毛泽东的《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出了重要发展，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但是《矛盾论》的字里行间却时时闪现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层层投影。这说明《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出贡献，与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发挥有着某种关系，这方面内容极为丰富，本文仅择其要作以概述。

首先，关于“内因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客观事物本身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但是，发展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恩格斯没有说明，列宁在《谈谈证法问题》中说过“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但说得比较抽象、简略。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他还举了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的通俗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毛泽东同志如何能提出这种独具特色的思想？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传统哲学，就完全弄清楚了。《易·系矢》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推而生变化”。《周易》古老的哲学命题中包含着发展的根源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的思想。宋代的张载说得更明确：“凡园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动非之外也。”“机”即内在的动力。动不是外来的，有内在的原因，这是一种内因论，是很深刻的。王夫之也讲过类似的观点。他们的基本思想皆源于《周易》。总之，无非是说，矛盾的本质是内在的，矛盾是自行发生的，并推动了事物的变化。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们的概念和思想还比较直观、质朴，还不够抽象化。毛泽东同志把古人的这些思想加以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使之趋于完善，于是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因论”。

其次，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主次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矛盾的双方，不可以等量齐观，而要加以区分。他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要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了矛盾主要方面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远溯《周易》，它的基本范畴是阴阳，阴阳的地位不对等，阳为主，阴为从；《老子》的主要概念是有无，有无亦不平行，作者往往比较强调无；王充，范缜提出形神，但也不认为二者完全平等，而主张“形质神用”，无疑注重形的方面；朱熹大谈理气，但明确主张“理在气先”，“理为本”，“理为主”；方以智讲心物，但他比较侧重心的方面；孙中山提出物质精神的范畴，但他重视物质的方面。如此等等。其说虽错综纷纭，各不相同，但根本形式却接近，其源似皆出于《周易》，矛盾双方地位不对等，而以乾阳主乎坤阴。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矛盾范畴的一个基本模式。

再次，关于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但是，一个事物为何会转化为他事物，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用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来解释事物的质变。他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变化。”这表明，事物的质变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在质变中，原来的主要方面转化为次要的，反之亦然。与以前的几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毛泽东同志主张矛盾的双方地位的转化具有普遍性。这种观点同我国古代辩证法家将矛盾双方地位转化加以普遍化的倾向有某种继承性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其中以《老子》为最，也是较早的一个，它影响着以后的中国哲学。《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直接征引老子这一关于祸福转化的名句来说明事物的正面和反面、好事和坏事相互转化的道理。《老子》又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四十二章）《老子》还把转化总结为一个规律：“反者，道之动”（四十章）。把对立的双方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作为一条规律提出来，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杨雄进一步提出了“物极必反”的思想，“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牙（芽）。寒极生热，热极生寒；信（伸）致道诎（屈），诎道致信。”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也包含着这种玄学原理：阴中有阳，反之亦然；阴极生阳，反之变然。如以上所述，古人虽然提出一些矛盾范畴的相互转化，但是没有明确提出转化的理论，只有毛泽东同志吸收了这些有益的思想，作出了科学的结论，对马克思辩证法作了新的补充。在矛盾转化的问题上，《矛盾论》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出贡献，其理论来源是显而易见的。

其四，关于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引用并坚持了列宁的这一论点，但却没有停留在这点上，他继而采用“相反相成”的古语，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斗争性的辩证关系：“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论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相互联系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段话既是对传统哲学命题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也是借用传统哲学命题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具体发挥。

但是无论怎样说，“相反相成”这一古语，毕竟给《矛盾论》打上了鲜明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印记。这句话始见于班固所著《前汉书.艺文志》，班固的原文写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候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候。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自班固以后，这种说法以及这方面的思想就颇为流行。张载曾提出过“两一说”，他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太和》）朱熹继承和发挥了张载“两”“一”的思想。他说：“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是一气之消息，一进一退，一消一长，进处便是阳，消处便是阴，只是这一气之消长，做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来。所以阴阳做了一个说亦得，做两个说亦得。”上述诸例，无非表明一个道理，凡相反者皆相成。毛泽东同志十分珍视“相反相成”的思想，使之升华，翻出新意，用以说明斗争性和同一性的辩证关系，这样就在这一问题上使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特色，较之从前更具体，更生动，更丰富。

其五，关于矛盾的统一性。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仅仅强调斗争第一，在统一的问题上，没作详细说明。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统一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他主要论述了统一包括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了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为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他又进一步举例说：“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并不使人感到陌生。《周易》中阴阳的属性迥然异趣，但独阳不长，孤阴不成，它们各自从对方取得成长的滋养。《老子》说得更明显：“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矛盾的双方缺一不可，一方以另一方作为存在的条件，这种观点在古代哲学中俯拾皆是。由此可见，这方面的思想古已有之，只不过还没有达到《矛盾论》所概括的理论高度罢了。

第二方面，毛泽东同志把矛盾双方的转化也作为矛盾统一性的内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新的发挥。他说：“事物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的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变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不是偶然产生的。我国古代哲学家几乎一直把转化纳入同一性的范畴。事物的质变，意味着矛盾主次双方的易位，通过两次向对立方面转化，矛盾双方各归原位。因此，“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一治一乱，周而复始，被当作必然规律。其结果，势必只承认肯定与否定的交替，以及波浪式的曲折发展，而不强调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运动。由此可知，毛泽东同志或多或少受到中国古代否定观的影响。

总之，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的确在不少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贡献离不开对我国古代辩证法的继承和发挥。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异常丰富深刻。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天然的宝藏中挖掘了大量的珍宝，加以雕琢，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但是必须看到，我国古代哲学家虽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矛盾观，但却具有明显的直观性和朴素性，由于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以提炼、升华，才使它上升为科学形态的唯物辩证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贡献。诚然，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有重要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不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亦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这样，它就必然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我们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贡献的问题时，必须深深地注意到这一点。

来源：原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 》 1994年06期